蒙古高原东南缘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群历史
末次盛冰期结束以来，位于蒙古高原东南缘的我国坝上草原地区的考古遗存，体现人群生活方式由高流动性狩猎采集向定居化农业生产的重大转变，以及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中期的多种文化复杂互动现象。然而，关于这一地区在东北亚早期人群发展关键阶段的历史地位、与周边区域人群的互动关系、以及早期社会组织模式等问题，长期以来仍缺乏系统性认识。为回答上述一系列关键问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团队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等单位合作，对来自北方草原坝上地区距今8800年—5000年前的35例古代人骨样本开展高分辨率的系统性核基因组研究。研究重构了距今8800-7500年前蒙古高原东南缘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的社会结构研究，为理解史前社会结构演化提供了新视角；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在距今8800-7500年间保持高度遗传连续性，表明这一区域早期文化的更替主要基于本地人群的持续发展；阐明蒙古高原东南缘祖源对环贝加尔湖区域、蒙古高原北部区域、及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期人群有显著遗传贡献，提示这一过程可能与细石叶技术及陶器传统的传播、交流同步；解析了距今5700-5000年间该区域与蒙古高原东北部及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人群存在直接遗传联系，表明文化变革与人群迁徙密切相关。研究揭示我国蒙古高原东南缘不仅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的重要策源地，还是新石器文化的交汇地、北方草原文化的缘起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早期源头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于今年11月20日在《The Innovation》杂志上线发表。
全新世早期气候转暖促使人类从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逐渐转向定居与半定居生活。兴隆、四台等遗址出土的大量房址、农具及粟黍遗存显示，约8800-7500年前北方草原地区已形成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早期定居社会，是东北亚最早的大型聚落之一。这一距今8800至7500年前的社会组织模式如何？基于兴隆遗址和四台遗址的合葬墓基因组，研究揭示出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丧葬习俗和婚配模式。
新测序古人群的地理位置和年代
传统观点认为史前社会随着农业发展由母系向父系演化。近年来古基因组研究在河南八里岗和山东傅家遗址分别揭示了距今5000年前的父系社群和4700年前的母系社群。然而，兴隆和四台的合葬墓主要由以父母与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组成，没有明确父系或母系遗传特征，在居住模式上也不以父系或母系为主导。这一发现不仅确认了以家庭为核心的早期社会组织模式，还挑战了此前所认为的从母系到父系的线性社会结构演化模型，表明社会组织模式具有多样性。
除此之外，兴隆遗址的合葬墓中出现了非亲缘关系成员，四台遗址合葬墓的13个个体更是包含了3个不同的家庭以及3个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家庭的个体，这表明在以家庭为核心之外，兴隆和四台社群可能同样开放接纳非血缘的家庭成员，形成家庭—跨家庭的社会组织，以及包含非血缘家庭成员的合作包容的社会结构。考古学家认为在距今6000至4800年前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跨家庭合葬墓标志着社会结构复杂化以及更大型社会组织的萌芽，而距今7600年前四台遗址遗传学实证的跨家庭合葬将其更往前推进了至少1600年。
此外，兴隆与四台遗址出现了“屋内合葬”习俗，逝者被埋葬于居住建筑内，构成数个家庭单位。这一做法进一步强调了家庭在社会组织与丧葬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而四台遗址出现的3个家庭合葬在同一屋内的独特丧葬习俗，暗示这些家庭在生前可能共同生活，在死后共同埋葬，说明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也可能是信仰与社会认同的核心。
兴隆和四台人群普遍避免近亲和族内婚配，这与傅家、八里岗、北阡等史前遗址相对常见的同族婚配、近亲婚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表明早在8800至7500年前，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便已开始有意识地避免同族或近亲间婚配，可能已存在初步的婚姻规范与社会调控机制，体现了史前东亚地区婚配制度的多样性。
四台和兴隆的家庭合葬
内蒙高原东南缘区是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定居社会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其距今8800-7500年前早期裕民文化和四台文化人群具有跨越千年的遗传稳定性，表明这两支文化的形成并未受到外部人群的遗传影响，体现出北方草原早期社会的自我创新能力，这两支文化还发展出了较早且成熟的粟作农业，但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粟作农业人群并无额外遗传联系，提示粟作农业在蒙古高原与黄河中游可能是两条平行而非传播依附的技术创新路径。
裕民文化和四台文化人群所代表的蒙古高原东南缘祖源还成为东北亚地区后期诸多文化人群的直接来源，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蒙古高原东南缘与蒙古高原北部、环贝加尔湖区域及西辽河流域等地之间持续存在遗传交流。蒙古高原东南缘祖源在距今1.4-1.1万年前对贝加尔湖及蒙古高原北部人群均有遗传贡献，与细石叶技术扩散年代一致，表明跨蒙古高原的人群流动推动了这一技术的传播。这一祖源还对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期中期的哈民忙哈文化和红山文化产生了重要遗传贡献，显示蒙古高原东南缘是多支后期文化人群的直接来源地。此外，距今约5700年前，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遗传连续性被来自蒙古高原东北部距今约7000年前人群所打破，并与兴隆遗址同时期的文化变革相吻合，表明考古文化巨变伴随显著人群更替。蒙古高原东南缘距今约5000年前的郑家沟、雷公山人群在文化与遗传上均与红山文化高度一致，说明红山文化晚期向西南扩散亦伴随着显著迁徙。这些发现实证了蒙古高原东南缘作为连接周边人群往来、文化互动的枢纽地位。
这些重要发现深化了我们对东北亚史前文化传播机制与社会组织模式的理解，凸显了人群动态与文化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以及早期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与创新性。
蒙古高原东南缘及其周边地区古人群的遗传结构
文章的通讯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共同第一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博士研究生刘天翔、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战护、厦门大学郭明建。相关研究得到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经费支持。
原文链接：
Family-base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n Neolithic northern China from 8,800 to 7,500 years ago
